被赶走前,她在红色电话亭住了一个月

楼里有更多人开始讨论住在电话亭的女士,有人每天都在关注,拍视频,“好像电视连续剧”。有人好奇她从哪里来换的衣服,有人称她为“电话亭女神”。人们看到她一直在晒被子、遛狗,进电话亭前还要脱鞋。她几乎每天都会换衣服,有时身穿紫色上衣,牛仔裤,白色连衣裙和白色运动鞋,有时是棕色上衣,黑色裤子。而多数时候她和狗就在电话亭里呆着。

流水线,拿什么留住年轻人

那是一顶亮黄色的厂帽,“超级亮”。简花花每天戴这顶帽子超过11个小时。为此,她得把披肩发扎成“丸子”,塞进帽子里。早上7点她汇入宿舍区排队的人流,等待厂车运送他们进入工厂。身高1.56米的简花花站在长长的队伍中,感觉自己快被淹没。这家工厂生产音箱,简花花将自己的活儿称为“贴面条”和“点豆豆”,用10分钟就能学会。

在上海,他们距离“生死”很近

张琇文深刻记得那个拥抱。那是一个生命进入倒计时的老人,紧紧地抱住来探望他的妻子。老人只有一侧耳朵略有听力,肺部和食道的肿瘤让他呼吸和吞咽都变得十分困难。因为疫情,他和妻子一度分隔两地。见不到家人,老人有时不吃不喝。经过医院协调,老奶奶得以入院陪护。妻子一走到病房门口,老人就知道“家里人来了”,两个人抱头流泪。

上海茂兴路71号,32位盲人被“看见”

视障人士李建明41岁,与人交谈时总是微微侧着头,用耳朵对准声音的来源。与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位视障者相同,李建明沉默,不善交际。他说话时语速极慢,开口前习惯用思量掩盖轻微的口吃。两岁时因医疗事故全盲后,李建明遇到过太多事,心酸的,委屈的,痛苦的,艰苦卓绝的。相比之下,出行做核酸的“艰难”似乎不值一提。

疫情之下,一名卡车司机的2000公里奔赴

工作人员摆摆手,“赶快上车吧,这有监控,看到你们下车,该罚我钱了。”他穿着防护服,抹了把额头的汗,“到底来不来,不来的话我送你们上高速。”张广忠致电大连湾所在的大连市甘井子区防疫部门,得到的说法是:“警力不足”。差不多3个小时的等待后,终于等来了警察。一辆警车闪着警灯在前头开道。高音喇叭响着,“大车司机不许下车,跟我走。”

疫情与那些养爬行动物的人

那条看着我的蜥蜴使劲往自己肚子里吸气,并且把身体尽量舒展开趴在地上,使自己看起来比实际更大;它尾巴高高扬起,身上爆刺竖立,头抬着露出自己性成熟的标志——一个黑色的下巴。这是一副典型受到威胁表现。蜥蜴旁边那位人类朋友反应没有那么快,他就站着如同一根铁杆一动不动。事后他和我说,这件事情已经超出理解范围了。

住在车上保供的50天:孤岛遇见孤岛

只有门房门口1平米的地上长出来了开黄花的菜,他说都是过完年种的。疫情之前他不会烧饭,这一个多月就用电饭锅做那“黄花菜”吃。有次他往我泡面里面夹了一点,我觉得不好吃,没味道。四月全区封控,厂区的小门贴上了封条。有时候我白天过去,就看到他牵着小黄土狗在厂区转,听个收音机。本来他家人最近准备给他搞一个电视,还没来得及装。

一个上海民间互助网站和6000条求救信息

这段时间,张俊杰的一天从7点半开始。出门后他先去医院报到、做核酸。处理完这些,张俊杰就开始刷新网站和志愿者群。求助信息形形色色,他默默在心里对其进行分类,根据紧急状况和路程排序,列出当天的行程计划表。凭借医疗工作的经验,张俊杰可以根据患者的就医需求,立即判断对方需要去哪个科室就诊,哪家医院的对应科室比较好。

疫情下,一家上海养老院的纸尿裤难题

每天,他都要花费大量时间找物资。他曾电话多方联系,最后依靠自己往日的私人关系,找到供货商,为养老院拉来了生活物资。唯独找不到货源的是纸尿裤。邬时管着两家分院,一共将近200个老人。对于长期卧床的失能老人来说,他们无法自行如厕,养老院需要每天为老人们准备上百片纸尿裤。这成为养老院里的最大、最急的缺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