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万人跟着“废物”云流浪

午夜,广东佛山一幢老式居民楼的楼道里,阿星低声重复,“很紧张,很紧张。”再往上一层,就是他自己的家。楼道里的灯坏了,四下黑洞洞的。他压低声音,生怕被父母发现。2022年元旦,因为办理证件,阿星回到广东,下飞机的时候已经凌晨,他在街上又晃了很久才往家走。离家流浪四年,这是他第一次回家。“不知道会不会吓到父母。”

失去朋友,失去工作,她们在县城成为陪读妈妈

“有一个妈妈就是,本来夫妻俩在上海打工。孩子留守在家读小学。天天不做作业,爷爷奶奶也没有办法,老师直接打电话给她,‘你再不回来小孩儿就毁掉了’。她没办法,跑回来陪读,县城工作机会少,她就去了一个母婴店里卖卖奶粉。”齐薇薇发现,孩子升初三,是妈妈们回流的主要时间点。“普职分流引起了家长的警觉。大部分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进职校。”

照片里的战争,普通人飘摇的命运

2021年,我看到了一个关于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,在被解救出来的大批受害者里,有个2秒钟左右的镜头闪过一个中国女人。她为什么出现在那里?那一幕让我非常震撼。当时,我正在寻找一个老照片上的神秘女人。那些老照片是我从一个美国私人藏家手里买到的。之所以买下它,完全是出于好奇。在有的照片里,这个女人穿着皮草,像个名媛。

你的名字,不止是全职妈妈

很多女性的问题,等到大学毕业,进入了职场,才真正出现。进入社会后,所有传统观念,关于结婚、生育议题,仿佛一下全涌过来了,父母和其他长辈突然间退化成那一路封建家长的角色,要求你完成一个世俗的流程。这种传统观念里,更多将生活看作一个程序,一种任务,你需要去完成它,而不是让生活来成就你。父母那一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。

足球走进,女孩走出

第一代球员陈巧翠记得,训练不过两三周,球鞋的鞋头就会被踢烂,球袜烂得更快。她们采取很多种方法“将就”:惯使左脚踢球的,去找右脚踢球的队友换鞋子,各换得一只相对完好的鞋;球袜的大脚趾部位破了,就换只脚穿,把破洞转移到小脚趾上。但仍有队友的大脚趾盖被踢得发黑掉落。饭也总是吃不饱,一餐“两三片猪肉”。

985大学毕业的我,选择灵活就业

打开支付宝和微信的1月账单,把每一条进账相加,得到的最终数字是24000元。即便两个软件都自带计算功能,但手动计算收入依然让我乐此不疲。成为自由摄影师后3年,我有房有猫,还招了一名助理。在社交平台上,也常常有人问我:“羡慕你的生活,我现在转行做自由摄影师还来得及吗?”如果对方仅看中自由而选择灵活就业,我会语重心长地把他劝退。

三星堆就是能颠倒乾坤

总是处在聚光灯和游客的目光之下,三星堆始终是热闹的。有队员形容自己像笼子里的仓鼠,不停地被人围观。但对考古人来说,待在坑里的时刻是安静的。黎海超最享受这个时刻。这时世界终于清静下来,不管坑上有多少人,多少声音,都跟他没一点关系。谁都别想烦他。泥土和象牙就在跟前,可以闻到它们的味道。清理玉器时心情尤其舒畅。

当了五年骑手,花了三天买学区房

我叫彭中辉,在北京送外卖。我算是北京最早一批骑手吧,已经送了五年,快七万单了。去年过完春节,我花了三天时间回家,买了一套四室两厅,一厨两卫,125平米的学区房。房子买在老家安徽阜阳临泉县县城,那里距离北京将近1000公里。临泉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县,整整238万。新闻里说,临泉走出了中国最多的骑手,有六万人当过骑手。

与乌克兰的一次别离

导弹在基辅爆炸的第一个凌晨,那是2月24日,我是被同楼朋友大伟的电话吵醒的,他说打仗了,一起逃命。我大脑一片空白,迟疑了两秒,立刻爬起来穿衣服,几乎同时,一架战斗机贴着我家楼顶飞过,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,屋子都在震。凌晨4:50,我先去帮大伟收拾,把东西往他车里搬。下楼的时候,看见有些乌克兰人也正在逃跑。

谁在上海吃2200一人的“中餐日作”?

两人手中的菜单显示的是松露季特别套餐,唯一不同的是,丈夫手中的那份清晰标注了菜品的价格,这是阿黄第一次知道菜单居然还“男女有别”。“这是欧洲的gentlemen文化,很多fine dining餐厅都是这样的。不给女士看到菜品的价格,是出于对女性的尊重。”经理是一个外国人,面对阿黄的质疑他显得有些趾高气昂,仿佛是阿黄没见过世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