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一个欠了两百万的人把钱还完

他每天凌晨3点半到达屠宰厂。粉白色的猪倒挂着,回转寿司般一圈圈转着“出厂”。廖立峰穿着雨靴,踩在布满血污和猪毛的地上,一把搂着自己选中的猪。他的眼里只有猪肉。刚卖猪肉时,他要专门穿旧衣服去屠宰厂,一旦有猪血溅到身上,要立马回去换。而今,杀猪、卖肉、见朋友吃宵夜都穿同一件衣服,“身上总有一股猪肉味,上面可能还粘着猪毛。”

一个网红的入场与退场

和周玲接触的两周多时间里,她称呼我“妞”,尽管我年长她5岁,比她高出一头半。她比我想象中还要热情、健谈。这通常是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采访对象。我随她一起通宵出车,在午夜的高速公路上唱歌、吃辣条,她回忆那些她认为的“重要时刻和选择”。“生活就是父母生下来,自己活下去。”黑夜里,她握着方向盘大声歌唱。

那个摔倒了200多万次的人

那是2001年,刘磊磊第一次出远门。在“驶向金牌的列车”上,他可以睡卧铺,以往和父亲坐火车回老家都是站着。火车转汽车,最终在北京奥体中心停下,他从门卫口中第一次听到“国家队”三个字。“国家队又来新人了。”门卫说。“推开训练馆的门,看到正当中挂的那面国旗,你整个人状态就不一样了。” 体重190公斤的刘磊磊挥动着右手,回忆当时的场景。

钱还是艺术,这不是个问题

“不敢称画家,手艺和艺术是两回事。”位光明毫不掩饰地回应,“那么虚伪干吗,画卖出去就是个生计,卖不出去就是打发寂寞的方式。”那么贵的颜料他不常用,有时候薄涂一层,感受一下。画海鸥是因为他小时候读过高尔基的《海燕》,对这种鸟没什么特别的情感。“我喜欢狗,黏人又听话,猫不行,嫌贫爱富的,养不住。”

团圆了五分之四

从小到大,赵亮都记得一个叫“连伟”的名字,但不明白它的含义。他的大部分记忆是残缺的。可以确定的是,他在5岁那年走失,进入国家救助体系,成了一名身世不明的孤儿。直到离开福利院外出谋生,他连最想念的母亲的模样都记忆模糊了,却莫名其妙仍记得“连伟”这个名字。这个记忆顽固地存在了28年,直到赵亮终于知道,原来“连伟”就是他自己。

孩子得了抑郁症

林美芳退出了所有“鸡娃”的群。她的生活进入另一种规律:每天给隔壁房间的儿子发两次提醒吃药的微信,每两周到医院开一次假条;每3天在案板上切分一次药片,放到带隔断的绿色小药盒里,时间久了,药末弥散在缝隙中。上班路上,地铁上穿校服的孩子偶尔会让她想起,自己是一名高三学生家长。这是她的秘密:两年前儿子被确诊重度抑郁。

35岁,他们决定考研

她报辅导班花了近6000元,主要是视频课程。像大部分考研学生一样,她在二手书网站淘资料,关注很多定期发放免费考研资源的公众号,“因为大家都很穷”。在若干个研友群里,除了互相分享资源,大家也会偶尔晒心情,复习进度落后了、跟男朋友吵架了之类的也不少。群里大多是在校学生或者“二战”考研的。柯佳的“一战”以失败告终。

宋小女:这个结局也挺好

她没有加张玉环的微信,没留电话号码,也再没联系过。张玉环获得国家赔偿的消息,是她刷抖音得知的。张玉环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“要拿出五六万元给宋小女”。宋小女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视频回应。她说,“他说给我六万块钱,我听了我可高兴了,说实话真的我很高兴,我不会要他一分钱的,别说是五六万,就是五六十万我宋小女也不会要的。”

我叫范小勤,不叫小马云

范家发每年会收到老板打来的“万八千块钱的生活费”。国庆节假期,老板会派人接他去探望儿子一次。寒假,范小勤也会回家待上10天。“老板也说,如果范家发不去(探望),每年多给2000元。”范家发拒绝了,家里三亩水稻年收入6000多元,他宁可少要一亩水稻的钱,也要见儿子。今年因为疫情原因,范家发没被接去石家庄。他已经10个月没见到儿子了。

当蛋壳房东来敲门

“阵地”失守了。为了这块17平方米的地方,李小凤在过去的一周请了4天假,报过5次警,去过一次法院。但它最后还是失守了。今年3月,李小凤从蛋壳公寓租下这间屋子。对于已经在杭州奋斗4年的她来说,这是一个合适的容身之所。她精心布置着“新家”,除了地毯、书架、可拆卸的衣橱鞋柜、各种锅,她还添置了两大盆花和许多盆多肉植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