秀英奶奶,来自世界低处的进击

午后,她坐在黑色长条桌前,写写停停,不时翻字典,一句话至少有个字不会写。累了,站起身走走,喝口水,出门转转。直到日头偏西,稿纸看不清了,她停下,变回母亲和姥姥的身份,给家人做饭。每天三四个小时,她讲不出是怎么写出来的,也记不清花了多长时间。就像讲话一样,想到哪里,写到哪里。忙了,就停上几天。

我,催收员,看到欠款人的世界

苏阳曾经负责催回一个做旅游业的女客户的欠款,女老板在这家银行欠了十几万元。她告诉苏阳,以前自己每个月的流水就有一两百万,每年流水一千五百万,她根本不会接这类催收电话。“一二十万都不够她日常的零花钱。”可现在,公司员工从两百个锐减到七八个,一年也赚不了自己欠下的这些钱。女老板后来还了一万多元,这在苏阳眼中显得“素质很高”。

角膜、小店和母亲的爱,他留给这世界了

夜深了,在山东临沂郊外的一座厂房里,53岁的任红梅还在工作室忙碌,3D打印机里刚出炉了“一锅”树脂模型。说是工作室,其实是一个集装箱。雨滴敲打着顶棚的彩钢板,恍惚间她以为是儿子王任飞“回来了”。几个月前,他还坐在同样的位置,打磨着刚打印出来的零件。从儿子5岁确诊罕见病开始,这个小名“牛牛”的男孩的生命进入倒计时。

生活在北京的脊梁上

老人王端阳6岁时搬了新家,那新家是什么地方?高高的台阶后面的一个大殿,清朝的九门提督衙门,现在的帽儿胡同45号。在这样的地方成长,免不了会与历史发生一些奇妙的互动和感应。在“衙门”里从古到今多少名人,王端阳得数上好一阵子。衙门后来成了中国实验话剧院的家属院。他见过阿城来谈剧本,史铁生摇着轮椅来寻人。

留在富士康的人

那时,厂区已经改为抗原快筛,正常的一道杠进车间,两道杠回宿舍隔离。陈兰仍在不同条线支援,有次车间陆陆续续凑了十几个人,人不多,她还是慌,拿消毒湿巾把工位擦了一遍才敢坐。除非阳了被隔离,她只能听从车间线长安排,否则会报旷工,连旷3天自动离职,前功尽弃。陈兰今年8月入职富士康时,她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多,上下班人特别多。

这份《骑手日记》知道外卖系统的傲慢与偏见

送外卖第30天,我早上起来打开外卖接单系统,把接单的范围设置为5公里以内,接到了当天的第一个订单。接单后却发现,系统派我去5.9公里的地方,取一份炸鸡排,再送到2.7公里左右的一个公司门口,时间不能超过45分钟。到达取餐的商场,花了我35分钟,找到商场负一层的炸鸡店,花了我5分钟,此时送货倒计时只剩5分钟了。

在北马,与生活重逢 

已经到了在户外骑车会冻耳朵的季节,但寒冷没能驱散赛道旁的大批人群,也只有在北马这一天,你可以卯足全力、毫无顾忌地对着陌生人大喊,“加油!”一路都是如此。据跑者们说,人群没有往年那么热闹,但也足够让他们感到振奋。下了桥向右转,就向奥森公园,也就是终点进发了。还剩十公里处,一位大叔大喊,“还有十公里了!”

“零分考生”徐孟南这些年

十四年过去了,他外出打工,重新考学,他好像已放下了各种现实的期望。即便当年试图高考零分落得一地鸡毛,即便学做视频“起步晚了”,他还是憧憬有朝一日自己的动画号做大了,要“加一点自己的东西”进去,不过这事几乎停留在想象层面。他和自己的沉默处惯了。当年想故意考零分,他心里忧惴了两年,没有让任何人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