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“校园霸凌”教给小学生

马超群的想法让孩子们懵了,“校园霸凌”对小学生来说太过陌生。她们的世界很简单,每天生活三点一线——从教室到排练厅再回家,手机也用得不多,也没听过周围人有类似的遭遇,更别说理解甚至代入那样的身份。最重要的那个“被霸凌”的倒霉蛋,马超群选中了四年级女生马一冉,在这群有表演经验的小学生中,她年龄最小。

“你已被移出群聊”,小区五户业主提出反对意见之后

搬进小区5年多,很多时候,唐琪和丈夫叶永华能想起的有关“家”的片段,都是屈辱和无奈的。有过近一年的时间,他们不能走单元楼的正门,他们没有钥匙,保安也被命令不允许替两人开门。每一天,他们得在光线昏暗的地下车库里穿行,绕进大楼背后的楼梯通道回家。他们的车好几年开不进自家小区,一次女儿剧烈腹痛,身子都直不起来。

睡在上海浦东机场一个月

30多厘米宽的木质台阶上,一层红色的瑜伽垫和一件外套铺在上面,这就是17岁高中生何一鸣最近几天的“床”。他1米84,脚不能伸平,总得悬在台阶外面。台阶没有肩膀宽,他只能侧着身,动一动就碰到无印良品上了锁的铁门。这是浦东机场T2航站楼3楼出发层,头顶的灯光24小时闪亮,只有广播不时在大厅回荡,提醒旅客注意自身防护,戴好口罩。

深圳骑手的上海伤心冒险

整个四月糟糕透顶,易强说。他34岁,原本是深圳的一名外卖骑手,3月刚经历过封城——为了继续挣钱,他带着一顶粉色帐篷,在深圳的各处桥洞睡了好几天。4月初,城市恢复正常,但他发现,因为失业,或封控解除,跑来送外卖的人越来越多,他的收入比3月少了近一半。易强是那种对挣钱有强烈渴望的人。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,几乎从不放假。

封控时期,我在上海的N个出门理由

更让她难过的是路上遇到的那个80岁阿婆。阿婆一个人站路边,用上海话小心翼翼地问小林:“妹妹,你知道哪里能买到馒头吗?”老伴早餐只能消化馒头,她不会做,居家隔离一个月,都没能好好吃一顿,现在终于能出门了,熟悉的菜市场却没开。想起家里还有物资,小林让阿婆坐在便利店门口等,她来回骑了一个小时,带来了牛奶馒头和腊肉。

我和我的上海邻居

后来走动愈发频繁,看到她家床窄窄的,像个行军床,却有很多橱柜用来存放电影碟片、书籍、画册。她说,“我这个人爱好比较奇怪,还想喝点咖啡,速溶的就可以了。”我就在楼里众筹了一大袋子咖啡,又给奶奶送了痔疮膏和卫生巾。想到奶奶家里有梵高的画,我送给她一幅自己画的《星月夜》,没想到她说“你没学过画画吧”,近景要明确,远景要模糊。

弄堂里的上海老人,寂静地走过春天

灶头间大概二十几个平方,八九户人家共用,靠窗放了一排煤气灶,没有油烟机,烧饭时一团团烟雾像逃兵似的,竞相挤出木窗,日积月累,墙壁都熏得乌漆麻黑。这里是曹家街45号,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,4月初辰光,弄堂里一个外地租户,核酸阳性了,照样用灶头间,四五户人家全传染开了。楼下一个外地老太,平常下不了床,这回都阳性了。

住在车上保供的50天:孤岛遇见孤岛

只有门房门口1平米的地上长出来了开黄花的菜,他说都是过完年种的。疫情之前他不会烧饭,这一个多月就用电饭锅做那“黄花菜”吃。有次他往我泡面里面夹了一点,我觉得不好吃,没味道。四月全区封控,厂区的小门贴上了封条。有时候我白天过去,就看到他牵着小黄土狗在厂区转,听个收音机。本来他家人最近准备给他搞一个电视,还没来得及装。

在上海的阳台听一场演唱会

屋里的五个人都是沪漂,各有各的烦恼。做服装销售的工资大幅缩水,年初刚辞职的靠存款度日,32岁的孙静年龄最大,在上海漂了14年,年初刚和人合伙开了家小公司,房租和人力成本压着,每月至少支出一万多。晚上失眠,她一直忍着白天不睡觉,胃口不好,有时一小碗米饭都吃不完。为了缓解心情,她沉浸于拍短视频和做饭。

一个耶鲁毕业生“失败”的精英教育实验

这里更像大学的样子。两三千学生,组织了两百个学生社团,模拟联合国协会、机器人社、推理社等等。在食堂门口,常年挂着一排花花绿绿的海报,新年游园会、化妆舞会、环保学术讲座,六七十个学生活动实时更新。可以不穿校服、谈恋爱,班上就有染着一头金发的女同学。学校临近热闹的东门商业街,有同学拿着外卖,碰到当时的校长王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