崔健:冰与火的较量

“那你会跟商人做朋友吗?”他说:“我的身边有很多做商业的人。做朋友的过程,也是我理解商人的过程。”话锋很快被他接过来:“但是,我们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种对不平衡的渴望。”消费主义割裂意义把每个人都商业化,把摇滚乐也商业化,安排在系统里面,提供的意义非常单一。消费主义时代,如何才能确定自己作为个体的意义呢?

厌倦打工的年代,一个高考状元和“窃·格瓦拉”的正面遭遇

四月份周立齐出狱的那个早上,有几十辆车围在监狱门口等着他,带来的人简直要把路堵上。“领袖”出来了,人们在网上传播这个消息,配上有他头像和名言的表情包:“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。” 兴宁区司法局对此早有预见,派车直接把周立齐送回了家,可他家边也围满了车和人。接下来的日子,每天都有好几家网红公司来找周立齐谈合作,有的人带来现金。

腾讯总办里的局外人

在腾讯最高决策机构——16人构成的总办里,杨国安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他很少发言,人们有时会忘记他也在场。六万多名员工常常困惑,杨国安究竟是谁?在腾讯,这六万多人每隔一年,每个人都会接受360度的考察。他们也会表达对公司的情绪,这些满意或者不满抽象成上百万个数据,最终流入腾讯滨海大厦40层的一间办公室。杨国安就坐在那里。

马伯庸:在历史的缝隙中创作

马伯庸的工作室是一个小单间,大约三四十平米,在一栋普通居民楼里。里面很难看到裸露的白色墙体——四面都被书架覆盖满了。小时候,马伯庸家乡内蒙赤峰有一家叫松原的书店,他常常去那儿租漫画书看,“要是有一天这些书都是我的就好了”,小男孩的内心不止一次浮现出这样的想法。如今,这个小单间成了他童年梦想的现实版。

咪蒙不再制造咪蒙

在消失的 1 年里,咪蒙做了数不清次数的医美。包括但不限于抽脂、热玛吉、超声刀、埋线、瘦脸、瘦肩、瘦腿。”能干的我都干了。“离婚和两次创业失败后,她比任何时候更在意容貌。经常突发奇想要打瘦脸针,第二天中午就去。跑到日本抽脂,流了很多血,儿子坐一旁打游戏。咪蒙哭着说:也没人管我!儿子这才站起来:好好,我来我来。

天才花滑少女和她的虎妈

53 岁的张爱君把目光投向冰场。哧哧—哧——冰鞋滑过冰面,女儿妮妮像小鸟般飞起。她本该在空中完成旋转后稳稳落冰,但她摔倒了,瘦薄的背影屈身而跪,拳头焦躁地捶向冰面。张爱君神情严肃,沉默着。片刻,当女儿再次从面前滑过时,她紧绷脸喊道:“勾手不够周,内点也摔,不能证明你自己,你得证明你自己!”

改判无罪后的张志超和他失去的15年

张志超离开监狱半年了。“也莫干什么。”母亲马玉萍反复说。半年来,他吃不下饭,比在监狱里吃得还少。睡不好觉,半夜入眠,一个梦接着一个梦,凌晨三四点又醒了,担心吵到家人,就自己枯坐着。有时对着电脑练练打字,或者翻翻书,关于心理学和佛学,弹弹吉他——从前就会的——如今淡忘了。姐姐给他买了个手机,但看屏幕时间长了眼睛受不了。

一位校长的猥亵与暴力

那天是 2008 年的某个周四或周五,在一间普通的客厅。周贝蕾现在无法对里面的陈设回忆更多,电视,茶几,沙发,然后是正对电视坐在沙发上的老师吴建峰;他的左边,当时周贝蕾正坐着小板凳,趴在茶几上做试卷。周贝蕾是从上海转学过来的,12岁,在四川省绵阳市东辰国际学校读初二,吴建峰是她当时的班主任、数学老师,并在学校担任年级主任。

巨亏7.5亿,一部国产大片的泡沫史

进入深秋,草场地飘了一点儿小雨。中午,董明安守在公司的会客区,准备接待又一批来看《阿修罗》的陌生人。票房惨败后,因为主动撤档,这部投资 7.5 亿的电影看起来还有一线生机。为了给重映招徕合作伙伴,片方安排了这次小范围放映。作为负责 3D 制作的前合作伙伴,一年多来,董明安坚持提供免费的接待场地。观影结束后是讨论环节。

“流浪大师”沈巍走红之后

这几天,沈巍正在和两个黑粉吵架,一个骂他,沈毒、同性恋,说他把身边粉丝“菊花爆得都爆破了”;另一个则趁他打电话的时候偷拍,把内容发到网上,标题是“分赃”。中秋节的晚上,干儿子告诉沈巍,自己不喜欢上海,这就要回新疆去了。沈巍那晚在大街上直播,反复地慨叹:“我对情好贪啊,只要得到了,就不舍得丢掉。”“可是谁又做得到顺其自然呢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