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骑手:在这个90%是男性的行业里奔命

2019年,我已经45岁了,听说骑手可以赚更多,我就去应聘骑手了。第一天送外卖,我赔了700块。车子是跟站长借的,电池起码有五六十斤,我啥都不懂,当时住三楼,根本提不动电池,我就扔到楼下。第二天,电池被人偷走了,我什么都没赚,反而赔了站长钱。每天都出状况。我花八、九百元买了一辆破旧的二手电瓶车,因为找不到地方,老是超时。

活在北京边缘的伤心公寓

宋洪林和血液病人打了五年交道。五年前,他在河北燕郊燕灵路边的二街村承包了一个公寓。这里距离血液病专科医院燕达陆道培医院只有900米,距北京CBD也不过20公里左右。为图吉利,宋洪林把公寓楼取名为“家和”。“家和不家和”,一位病友调侃。宋洪林笑笑但不辩解,病友的说法也确实有几分道理——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,意味着生命已到末路。

北医三院“跨性别门诊”医生的内心独白

跨性别者来面诊时,一旁陪同的家长总会对潘柏林怒目而视,“你怎么能这么给我孩子看病”;也有家长给他塞纸条:“要是再给我孩子乱开药,咱们走着瞧”;更有家长表示,“我宁愿孩子没了,都不愿意他这个样子”。针对跨性别门诊的投诉更是司空见惯。只不过,与其他有名有姓的医疗投诉相比,这些投诉往往语焉不详。

写诗成名后,农妇韩仕梅决意出走

自今年2月份以来,到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丹阳镇薛岗村找韩仕梅的人一直没断过。光是从4月9号到13号,前后就来了四拨,他们中有记者、律师,还有拍纪录片的学生。以前在厂里做完饭,韩仕梅会在自己的宿舍呆着,那是只属于她自己的空间。现在,她得发条语音给那些来寻她的人:“你们来不?要来我现在回去。”韩仕梅是个普通的河南农妇。

一年过去了,武汉人还记得那一天吗?

这里是全国闻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,也是整个武汉最热闹的街区之一。每天,超过 15 个大型批发商城里,将近 10 万个操着全国各地口音的批发商拖着大大小小的蛇皮袋来往穿梭。2020 年 1 月 23 日,因为新冠疫情,武汉突然进入封闭状态,这个占地 1.67 平方公里的商圈也陷入死寂——商城被警戒线围住,上百条纵横交错的街巷用共享单车、铁皮和木板封堵。

李文亮的微博下,AI在阻止人们自杀

深夜,疫情监控机器人001号开始工作了。它自动抓取李文亮最后一条微博下的评论,并为它们定义痛苦指数。一个人说,“这是今年看过最难过的故事了。”机器人将其痛苦指数定为6级,自杀风险2级。另一个人说,“你的预警没能过早警醒大家,你的离世带给我们无数悲愤、伤心。”机器人将其痛苦指数定为8级,自杀风险为3级。

活着,在蛋壳总部

李霞的银行卡还剩 1000 元,下周一要给儿子 200 元生活费,信用卡需还 2316 元,这是最低还款额。信用卡之外,她还有30多万元的欠款。38岁的李霞,是蛋壳公寓在成都的保洁服务供应商,自今年6月起,她再没从蛋壳结算过任何款项。待结费用175万元,包括四个月劳务费120万元和55万耗材垫资等。为了支付工人们的费用,李霞卖了自己的60平米安置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