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产回到二线

最忙的时候,我同时推进3-4个项目,为了赶进度,熬夜或者通宵也是家常便饭。这还不是最头疼的,涉及到外景拍摄的时候,我需要应对各种临时出现的bug,比如有一次在新疆,我们早上四五点起来赶日出,结果等来的是冰雹;还有一次在高原,要拍SUV汽车的越野性能,没想到产品突然出现故障,我就要思考如何拖着这个坏掉的车,去弥补镜头。

隋文静&韩聪:冠军的真相

做「捻四」也就意味着隋文静必须减重,因为这样会减轻韩聪抛接的压力,降低失误的风险。但减重后,新的问题又出现了,隋文静被抛起的高度比平时高了5到10厘米,这极大地影响了她在空中旋转的动作节奏——韩聪需要时间来适应更轻的隋文静,但直到北京冬奥会正式比赛前的最后一次练习,他们的磨合依然有问题,连续出现失误。

程耳变不出另外一个程耳

另外一次例外是在忙碌间隙打开手机,程耳接到了导演何平离世的消息,何平是程耳尊重的前辈,这两年何平的身体一直不大好,元旦时程耳发信息问候,两人约定忙过这段一定要见面。但忙碌没有结束,离别就蛮横发生。程耳把自己关到房间里一阵痛哭,然后推开房门,继续忙碌。这种兵荒马乱的忙碌意味着,所有事都要在最短时间内抉择。

一个程序员决定写代码到60岁

超过一万名程序员在蚂蚁集团上班,但其中有一个人是另类。他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,活得却像一个刚毕业的计算机系学生,他不带团队,没有管理职务,直到今天依然是第一线的程序员,每天跟程序员们坐在同一个工位区,在工位上看代码、找bug。他并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,不跟大家头脑风暴,团建的时候不玩聚会游戏,中午也不跟大家一起吃饭。

当没结婚的我,生下一个孩子

2017年,我去了国外一家不太可靠的机构,花了五六万交了个学费。后来过了一年,经过另一个未婚生育的女性推荐,我去了另一家诊所顺利形成了三个胚胎,最后选择移植了一个女孩,也就是我现在的女儿。整个过程我母亲都知情,并一直陪在我身边。但我父亲起初是非常反对的,甚至说:「没有爸的孩子是野种,邻居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你淹死!」

罗新:一个历史学家,不想再对帝王热情

窗外是寂静惨烈的春天。罗新是湖北人,那一年春节,他本打算从广州飞回武汉过年,航班起飞前武汉疫情爆发,随后封城,他被迫回到北京。最初像所有人那样,他天天刷微博、看微信,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。但他很快意识到,不能一直这样,强迫自己安静下来,还是要做事情,要看书,写东西。写些什么呢,已经有一个故事在等他了。

大兴安岭最孤独的母子

她在森林里的家是一顶红色的帐篷。用钢架撑起来,脚下是大地,木头垛子支了两个床板,一个通顶的火炉,用来烧水、炒菜,还有取暖。几天前森林里下雨,她接了雨水,给自己洗了头发和衣服。她个头很矮,圆圆胖胖的,顶着一个锅盖头,脸蛋儿鼓起,把眼睛挤得更小了。细细看,几丝皱纹横着爬在了她两边的脸颊上。她50多岁了。

戴锦华:我骄傲于我的年轻和幼稚

12月25日,我妈妈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这一年对我也非常重要,是我任教40年,是某一种终结,当然也希望可以是某一种开始。同时在这一年当中,因为疫情,我有了前所未有的观片量,在世界范围内,你会看到我们在彻底地告别电影的胶片时代,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告别我们熟悉的电影艺术,数码技术和所有相关的变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视觉文化。